博創銅雕廠優秀作品：拓荒牛，銅關公，財神銅像，勝利女神雕塑，司母戊方鼎，誠信鼎，人物景觀雕塑供您選擇。在佛陀滅度后的五百年間，世人因“佛相不可顯現”而未曾以人形為之造像。在印度佛教藝術最初的流派中，沒有佛陀本身的形象。印度的藝術家們通過一些佛經引證了“世尊”和他的一生八相，比如：用“雙樹及空座”代表“成佛”的場面，用“法輪”來代表“說法”的場面，但用人形來表達佛陀的情況付諸闕如。

公元前3世紀，印度孔雀王朝阿育王執政，這位立志弘揚佛法的君主，向各“希臘化”國家派遣大量傳教者。他們為眾多“希臘化”國家帶去了佛法教義，而古希臘的藝術思想，特別是古希臘對人體美的執著表現及相應的雕塑技藝也由此使佛教徒和古印度的藝術家們不再滿足于以腳印、菩提、法輪、寶梯等象征圖像來再現、回想并紀念佛陀。在公元前100年左右，那些喀布爾河流域和旁遮普的希臘人佛教徒們更是毫不猶豫地把佛陀塑造成一種人形形象。自此，佛陀造像在時間上綿延了2000多年，在空間上也縱橫馳騁，離開其形成地達幾千公里。

在中國，佛教于兩漢之際傳入漢地。兩晉南北朝時佛教造像藝術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發展，北魏兩大石窟的佛像既明顯反映出鍵陀羅藝術的特點，又呈現了中國本土各民族的臉部特征及服飾特色。唐代佛像藝術已成功地將抽象線條與自然身體進行了融會。而在宋以后，更出現了繽紛多姿的菩薩像。

從無相亦無像走向“托形象以傳真”，大乘佛教在此過程中不斷強化著一個重要信息，那就是：佛之慈悲。

作為佛教觀中的世界本體，佛本身已經完全自足，他不需要通過“普度眾生”來實現自身價值。大乘佛教提出“報身”、“應身”和“化身”之說，認為“報身”是佛為大乘菩薩說法而變現之身；“應身”指佛為利樂世間眾生適應三界六道的不同狀況和需要而變現之身；“化身”則是“應身”的不同說法。佛在其“法身”，之外還擁有如恒河沙般眾多的“變化身”完全是為了俯就眾生的需求：“眾生機感，義如呼喚，如來示化，事同響應，故名為應。”又所謂“應他之機，緣所化現”，佛經中的一個“應”字，將這種源自悲憫之感的俯就特質表達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