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銅器均采用合范方法鑄造，范的多少則視器形而定。商代早期的銅爵是由2塊腹范、1塊□范、1塊底范和1塊芯座合范澆鑄的，而商代晚期的銅爵則需用16塊外范。商代中期除能夠鑄造大型器物外,已能用分鑄的方法,將一些器物的附件預先鑄好，再和主件鑄接在一起，例如卣的提梁就是另行鑄造的。

商代晚期鑄造技術有更進一步的發展,如司母戊方鼎的鼎身和四足是整體鑄造的,鼎耳則是在鼎身鑄成后再在其上安模、翻范、澆鑄而成，根據銅鼎其體積和重量估計，所需金屬料當在1000公斤以上，冶鑄時必須有較大的熔銅爐，且有可能采用經地槽流注的方法進行澆鑄。

商代晚期還發展了銅鑲玉的技術，例如婦好墓出土的玉援銅戈即是將玉戈援納入銅內的陶范中鑄成。藁城等地發現的鐵刃銅鉞也是采用這種技術鑄成的。銘文 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銅器上至今未見銘文。

大概到商代晚期的第二期，銅器上才出現銘文。較早的銘文只有很少幾個字,大都是族徽圖像、人名或父祖名,如婦好之類。商代末年始有較長的銘文，最長有三、四十字的，內容大抵是因受賞而為父輩作器。安陽后岡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銘文30字，是科學發掘以來所獲商代銅器中銘文最長者。

傳出山東梁山的小臣□犀尊，有銘文27字，內容記帝辛十五年，王來征人方，賜小臣貝，關系到商代末年與人方間的戰爭。傳世的有銘文37字，記帝辛二十年十一月戊辰，祭祀先王武乙之配妣戊，受師之賞而為其父作器。這些有明確紀年的銅器在商代銅器的編年研究上是很重要的。